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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级本科生风采展示

信息来源: 暂无 发布日期: 2017-06-01浏览次数:

2015级 周焱 期刊:20166月《理论观察》

波兰1944年“风暴行动”研究

龚建伟 周焱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300384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摘要:风暴行动是波兰在二战中制定的国家起义计划,其雏形诞生于1942年。在1943年随着苏德前线战局的发展,该雏形被进一步完善。根据波兰流亡政府于1943年10月27日的指示与地下国家内部的修正,风暴行动于1944年2月18日正式出台了最终版本。1944年初,风暴行动开始正式被执行,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苏军方面出尔反尔,对国家军进行了逮捕。最终,风暴行动不得不进行临时性质的修改,将起义的范围扩大,并且最终导致了华沙起义的爆发。该行动为波兰流亡政府争取波兰独立的斗争,最终由于计划本身的不周全和波兰流亡政府与苏联的重重矛盾而失败。

关键词: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风暴行动;华沙起义;波苏关系

中图分类号:K513.43 文献标识码:A

一、“风暴行动”的提出背景

1939年,德苏两国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密谋瓜分波兰,而这一瓜分通过9月28日的《苏德边界友好条约》得以确认。在波兰全部沦陷之前,由托卡维泽斯基将军创建的官方抵抗组织“为波兰的胜利服务”就已经正式组建,该组织听命于波兰流亡政府,但是拥有一定的主导权。在1940年1月,该抵抗组织正式改组为“武装斗争联盟”。“武装斗争联盟”将波兰大体划分为六个区域,并且设置了两个司令部。华沙司令负责指挥德国占领区内的抵抗运动,而利沃夫司令则负责指挥波兰占领区内的抵抗运动。[1]

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波关系开始好转。1941年6月23日西科尔斯基将军对波兰国内发表讲话,表示波兰流亡政府愿意恢复同苏联的外交关系,但是苏联应当废除1939年同纳粹德国所签订的秘密条约。同年7月11日,西科尔斯基同苏联大使的会谈中,苏联大使表示苏联方面愿意废除1939年的苏德条约,并且在苏联领土上组建一支波兰军队。[2]在此次谈判的基础上,苏联方面与波兰于1941年7月30日正式签订《苏波互助协定》,苏联方面宣布苏德两国在1939年签订的有关领土变动的条约全部归于无效[3]。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性的起义计划于1941年被正式推出台。该计划预想德军在撤退的时候会产生混乱,而波兰抵抗力量借机组织一场30万人参与的大起义,从而解放波兰。[4]波兰的这个想法主要是建立在盟国在欧洲取得军事胜利,同时苏联对波态度友好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很快,在苏联境内组建的波兰军队遇到了困难。在1941年12月3日,斯大林向西科尔斯基承诺在苏联境内组建总计高达12.3万人的波兰军队。然而在1942年3月,苏方却将向波兰军队提供的粮饷降低到了2.6万人的数量。最终经过协商,苏联将提供补给的份额确定到4.4万人所用。出于这种补给困境,波兰不得不将三万余人撤离苏联。而在这之后,波兰军队的数量很快达到了4.4万的上限,但是苏方却并不愿意提高这个上限。此外,这支波兰军队的很多士兵都有家人,他们的家人居住在军队的附近,但是得不到任何补给。1942年6月30日,这支波兰军队的统帅安德斯向伦敦提交了一份波兰军队处于绝望境地的紧急报告,强调“自2月份以来有3600名士兵死亡,有1.6万名平民居住在军队附近且每天都有大批人死去”。最终,由于这种恶劣的补给条件与苏方态度,波兰方面决定将这支部队全部撤离苏联。此举大大恶化了本已好转的苏波关系。

1943年4月13日,德国人宣布在卡廷发现了数个埋葬有波兰军官的大型墓坑。波兰流亡政府对此感到十分震惊,因为他们曾经在1941年向苏方寻求许多军官的下落,而苏方宣称他们已经释放了这些军官。最终,波兰流亡政府决定邀请国际红十字会对事件进行调查。而《真理报》则于4月19日发表社论,宣称波兰流亡政府同纳粹德国同流合污,甚至称波兰流亡政府为希特勒的帮凶。波兰流亡政府对此事相当谨慎,并且没有再于公开场合深究此事。[5]然而苏联政府依然态度强硬,于4月25日断绝了同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6]这一事件彻底导致了波苏关系从温和转而敌对。

在这种情况下,波兰流亡政府不得不对1941年做出的起义计划进行大规模的修改,并且将苏联可能的敌对考虑了进去。而波兰国内的抵抗力量也在这几年中进一步壮大,并且在1942年正式改组为波兰国家军。

二、“风暴行动”的草案与正式确立

在1943年夏,德军已经由攻势转为守势,然而波兰预想中的德军大溃退并没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1941年的起义计划不得不进行修改。

1943年2月,国家军统帅斯特凡·罗维茨基将起义计划修改,并且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国家军将会在东部波兰武装起来,并且围绕维尔纽斯与利沃夫为核心进行斗争。而在第二阶段,斗争将会沿寇松线与维斯图拉河展开。到了第三阶段,则是全国性质的起义。然而波苏关系于1943年4月正式破裂,该计划也不得不进行进一步修改。而“风暴行动”则在这种情况下被起草并且推出。

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于1943年7月的空难中不幸罹难。他的继任者米科瓦伊奇克同武装部队总司令索斯恩科夫斯基商议之后,在1943年10月27日向波兰地下国家下达了指令。该指令的目的是让波兰地下抵抗力量解放尽可能多的波兰领土,同时对撤退中的德军造成致命打击。此外,该命令也有保护波兰免遭德军破坏的目的。[7]该命 !E !方盟国的帮助,因此可行性并不高。在对苏联的态度上,该命令态度并不十分明朗。总体上,这态度虽然算不上太过敌视,但是也谈不上友好。鉴于前文中所阐述的苏波之间种种瓜葛,波兰流亡政府会有这些疑虑,并不十分奇怪。

国家军并不打算直接采用这个命令,而打算进行修改。事实上,国家军统帅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早已在1943年7月14日的电报中就已经提出了其自身的看法——“在苏联控制区不进行较大规模活动是十分有害的……这将会使居民产生亲苏情绪,甚至导致波兰成为苏联的新加盟国”[8]。科莫罗夫斯基在11月20日发出了代表波兰地下抵抗力量的命令,指出“我们不得不同苏联合作”,该命令可视为“风暴行动”的大致完成版本。

该命令的目的是打击德军的后卫部队,同时破坏其交通线。其爆发是从东向西推进的,而并非一次直接的全国起义。且起义主要在波兰东部进行,波兰西部如无必要则不会进行起义。而在起义中,则至少应该在战术上配合苏联人。苏联人的协作是该计划中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其协助,该计划几乎不可能成功——国家军并没有单独对抗德军的能力。也就是说,该计划对苏联的态度相比流亡政府10月27日的命令,对苏联的态度无疑是大大好转。由于波兰地下国家此时已经有相当的独立性,该计划于11月30日正式于波兰地下国家内部通过。[9]

米科瓦伊奇克支持科莫罗夫斯基的想法,他认为这有助于苏波关系的改善。虽然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表示反对,但是流亡政府仍然在1944年2月18日通过了“风暴行动”的最终版本。最终版本仅对科莫罗夫斯基的想法进行了小幅度的修正。该计划强调“国内政府代表与地区司令、国家军以波兰共和国的名义进行活动,并与进入波兰的苏军进行军事合作,共同打击敌人”,体现了风暴行动对苏友好的总体态度。

三、“风暴行动”在波兰东部的实践与失败

第一次苏军与波兰国家军的遭遇发生在沃利尼亚。当地国家军的指挥官与苏联的一支骑兵师指挥官在卢茨克附近取得了联系。当地的国家军为国家军第27师,该师装备相对较为精良——共计7300人,配备有4500支步枪,700支手枪,240挺轻重机枪和三把反坦克步枪。[10]在1944年2月13日,该师的一部同德国军队和乌克兰民族主义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保护了两个城镇的波兰平民。该部国家军与苏军达成协议,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情况下与红军并肩作战。同时根据该协议,罗夫诺、奥斯特罗赫、盖奥韦等地的国家军也向苏军表明了身份。苏联指挥官承认,他们在许多地方都接受了国家军的帮助[11]。国家军司令布尔·科莫罗夫斯基对这种合作感到相当高兴,立刻回电表示了同意。[12] 波苏联军在3月20日联合攻克了图瑞斯克和克维尔,并且控制了沃伦省的部分区域。然而德国人很快在4月9日组织了反击,由四个师组成的反击部队重创了波苏联军,国家军指挥官不幸阵亡,并且丧失了同苏军的联系。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并不成功的——特别是在军事上。然而在情报方面,这却给波兰方面带来了看起来很有价值的信息——苏联的态度并不十分恶劣,且愿意同国家军合作。

然而好景不长。1944年4月,苏联内务部内卫部队开始进入波兰。波兰流亡政府官员瓦迪斯瓦夫·巴纳克奇科于1944年4月7日从英国官员处得到消息,苏联人即将开始对国家军进行抓捕。巴纳克奇科对国家军进行了警告,但是并没有起到太多作用。苏联人下令征召沃伦省和斯坦尼斯瓦沃夫省的所有17到35岁的波兰男子加入波兰第一集团军,拒绝解除武装和参军的人会被逮捕亦或者流放。到了7月时,已经有超过六千名波兰国家军士兵被苏联逮捕。这其中包括了波兰国家军第27步兵师的一部分士兵与军官。另一方面,德国空军大队也向比亚沃维察森林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游击轰炸,这令波兰国家军雪上加霜。[13]

6月底,红军向维尔诺挺进。7月7日战斗彻底爆发,超过一万名国家军战士参加了作战,在苏军的炮火掩护下开始进攻维尔诺城。7月13日,德国人在损失一万三千人之后撤出了维尔诺城,苏军开始把矛头转向国家军。在战斗结束数天后,波兰国家军获得苏联的通知去参加会议。苏联人趁机逮捕了他们并且将他们关入前德国集中营,并且开始将士兵强征入苏联控制的波兰第一集团军亦或者苏联红军。超过六千名波兰国家军士兵趁机逃往了森林之中,重新开始了游击作战亦或者前往西部同当地国家军会合。[14]

德国军队主力自7月19日开始撤离利沃夫市,只留下了少数军队和警察部队。当地国家军于7月23日发动起义,并且于7月28日彻底控制了城市。随后,国家军指挥官菲利普科夫斯基上校与苏联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科涅夫将军的代表伊万诺夫将军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科涅夫将军的信件表示“苏联军队感谢波兰国家军兄弟般的协助”。然而在7月31日的会谈中,菲利普科夫斯基上校和他的参谋人员直接被逮捕并且押走。该地国家军的命运与利沃夫的国家军并无不同,其军官被逮捕,士兵则被强征入伍或者逃亡。[15]

无论是沃利尼亚、维尔诺还是利沃夫的行动都以失败告终。虽然从理论上出发,这并不奇怪——这些地区在1939年就被苏联吞并,且早已被同盟国认可为苏联领土,而苏联也持同样主张。国家军对于苏联而言是影响苏联兼并这些地区的“钉子”,苏联自然要想方设法除掉他们。因此,尽管国家军采取了种种对苏示好的举动,并且与苏联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合作,也依然不可能扭转苏联对国家军的敌视态度。然而出于军事上的便利考虑,苏联在一开始仍然愿意同国家军进行合作,这也给了国家军错觉——同时也大大方便了苏联之后对国家军进行清算。

鉴于东部的风暴行动已经失败,科莫罗夫斯基不得不下令解散布格河以东的波兰国家军。此外,他还特别强调,要士兵加入苏联控制的波兰第一集团军。[16]

此外东部的风暴行动失败,也就意味着风暴行动本身需要作出修改——毕竟原定的风暴行动计划主要是在波兰东部展开。而在扩大化的风暴行动中,主要作战地域则是在“寇松线”以西。因为这一部分地区的领土并不存在争议——即使是苏联也认可这些领土属于波兰。因此,波兰方面仍然希望能够成功的进行起义,以让苏联承认波兰流亡政府与波兰地下国家的合法性。

四、“风暴行动”的扩大化与高潮

鉴于时间已经相当紧迫,扩大化的风暴行动事实上并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规划。相比在东部的详细计划而言,西部的风暴行动更多是仓促而成。卢布林地区的作战打响了风暴行动西部部分的第一枪。参加卢布林地区风暴行动的国家军部队有第3步兵师,第9步兵师,第15步兵团和西撤的第27步兵师残部。此外,还有一部分的农民营与国家安全部队①也参与了起义,军队数量大约在两万人。战斗自7月20日正式打响,在长达十天的战斗中,国家军独自解放了7个城镇,并且配合苏军解放了11个市镇——这其中就包括该地区首府卢布林市。在作战完成之后,波兰人与苏联方面开始进行谈判。然而苏联方面并没有对国家军展现出任何的善意,他们的命运与在利沃夫和维尔诺依然没有任何不同——要么解散,要么加入波兰第一集团军。[17]最终,国家军军官大多被逮捕,而士兵不是被强征入伍就是也被逮捕,并且被关入前德国集中营。截止到10月初,共计有2.1万国家军士兵被逮捕,其余则逃往西部。[18]

一切华沙以外的行动基本都宣告失败,波兰国家军不得不考虑在华沙发动起义。7月26日,国家军召开了参谋会议,决定在华沙发动起义,并且向波兰流亡政府发去了消息,流亡政府批准了这一决定。然而此时的国家军内部仍然存在矛盾,起义的具体决定依然没有被做出。7月28日,红军开始攻打维斯瓦河桥头堡,国家军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于近日发动起义。此外,德国与7月27日要求征召10万波兰人去加固华沙的防御工事,波兰人并没有遵守,然而也没有招致报复。这一事让国家军误认为德国已经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力,从而加深了马上发动起义的决心。

时间到了7月29日,形势出现了变化。在当天,华沙城内出现了一个由波兰人民军司令尤莱恩·斯科维斯基签发的公告,该公告宣称国家军司令科莫罗夫斯基和他的同僚已经逃离了华沙,华沙的抵抗力量转而由人民军司令尤莱恩·斯科维斯基接管。很明显,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然而这却在华沙城内激起了足够的恐慌。另外,莫斯科电台于该日向华沙发起了呼吁,说“解放的炮声已在耳边响起”,“现在是决战的时候了”。号召他们“像1939年那样参加到对德斗争的战斗中去”。米柯瓦伊契克在七月末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答应他将给起义者以援助。[19]这一切都加深了波兰国家军发动起义的决心,并且最终决定于8月1日下午五时发动起义。虽然这个最终决定是由波兰国家军独立做出的,但是苏德的一系列推波助澜,对国家军的最终决定毫无疑问有着重要影响。

起义的主要力量是波兰国家军。根据统计,直接参加起义的波兰国家军人数有40330人,民族武装部队有1000人,波兰人民军分为两派,分别有500人和800人,波兰工团主义联盟有1000人,波兰社会主义联军有500人,国家安全部队也有500人。[20]②

虽然在之前的风暴行动中,苏联的态度毫无疑问相当不友好。然而华沙起义中的波兰国家军却仍然尽可能地在试图协助苏联。在起义的第一天,起义者主要有两个目标,分别是控制维斯瓦河上的桥梁以协助苏军进攻,和控制华沙西部的主要城区。然而因为起义军的实力较为薄弱,这些目标并没有全部达成。尽管如此,到了8月4日,起义军已经成功的控制了华沙的大部分地区。

苏联方面早在之前在于米柯瓦伊契克的会谈中就得知华沙要发生起义,并且许诺了进行援助。在8月2日,苏军的前线侦察部队汇报说华沙发生了起义。然而在8月9日斯大林与米柯瓦伊契克的会谈中,斯大林仍然坚称“华沙没有发生起义”。随着会谈的进行,斯大林不得不承认华沙地区的确爆发了起义,并且许诺将会进行空投援助。事实上,此时的国家军控制着华沙的大部分地区,进行空投的话成功率还是相对较高的。自从起义爆发以来到8月23日,英美盟国有134架飞机执行了对华沙的援助,其中有23架失踪,3架在返回时失事,34架飞到了华沙,其余的在中途就中断了任务。根据报告,有77%的物资已收到。由此可见,只要飞机可以飞到华沙,大部分物资在此时是可以被国家军所接收的。

虽然苏联不止一次许诺了将会进行援助,事实上苏联在此时仍然没有对起义军进行任何的帮助。不但如此,苏联甚至不愿意将机场开放给英美,使英美的空投变得更加便利。8月15日,苏联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严词拒绝美国轰炸机降落在位于乌克兰的波尔塔瓦基地,而那些飞机正是准备执行华沙空投任务的。8月20日,丘吉尔和罗斯福联名呼吁,要求斯大林允许飞机降落。但两天过后呼吁还是被拒绝。由此可见,苏联完全无意对华沙起义进行任何实质性帮助。虽然苏联在9月中旬开始对华沙进行了武器弹药等物资的空投,但是此时的起义已经进入了后期,这些空投虽然对于打击德军有一定帮助,但是却无力起到较大作用。

在军事上,有说法认为苏联军队已经相当疲惫,无力对华沙进行直接性质的军事帮助。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却忽视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华沙起义前后时间长达两个月。苏联在这段时间完全有能力从其他地方调集军队对华沙进行进攻,从而援助起义。罗科索夫斯基在8月8日通知斯大林,他的部队可以在25日左右向华沙发起进攻,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回复。

结合以上事实不难看出,尽管华沙起义前和起义中波兰都在对苏联示好,然而苏联却并不愿意伸出援手或者为救援提供便利,甚至干脆的回避起义存在的事实。结合苏联对“风暴行动”本身的态度,这并不难以理解——“风暴行动”的目的就是将波兰的控制权最终置于波兰流亡政府的手中。在此时,我们不能忘了华沙起义本身的存在,正是“风暴行动”的一环。

由于苏联的帮助来得太迟而且并不充足,且起义本身规划也有相当大的问题,起义最终成为了长达两个月的绝望斗争。苏联自9月中旬开始的援助此时更大意义上只不过是为了自身的国际声誉,而非实际援助——事实上,苏联的空投甚至没有使用降落伞。当然,这些援助仍然有一部分被起义军所接受,但是毫无疑问这来得太迟。[21]苏联战斗序列下的波兰第一集团军也的确做出了援助起义军的尝试,但是在当时起义军已经被压制进一个极小的区域,且参与援助的力量不足,最终这一行动也告以失败。

华沙起义成功的做到了团结大多数抵抗力量。超过一千名犹太人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国家军本身也在起义中于一处关押地解放了348名犹太人。无论是忠于波兰工人党的人民军还是忠于国家党的民族武装部队,均接受了国家军的领导。鉴于起义的规模以及起义的持续时间,华沙起义成为了“风暴行动”名副其实的高潮部分。然而因为国家军对苏联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起义最终失败。

五、“风暴行动”的失败与后果

华沙起义耗尽了国家军的抵抗能力,国家军再无力发动如此一场规模浩大的起义。可以说,华沙起义的失败,也就意味着“风暴行动”的最终失败。如果说波兰东部的风暴行动失败是因为当地的领土争议问题,那么波兰西部的“风暴行动”失败,则应该从“风暴行动”本身的目的说起。风暴行动本身的目的便是让忠于波兰流亡政府的地下抵抗力量获得波兰的主导权,并且迫使苏联承认波兰流亡政府的合法性。然而很明显这一目的与苏联的国家利益明显冲突,也不符合苏联对于波兰的战略布局。在忠于苏联的波兰爱国者联盟形成之后,流亡政府很明显基本没有可能再次获得苏联承认——否则苏联将无法处理爱国者联盟本身。而且鉴于波兰的地理位置和苏军的整体实力,苏联也没有必要对流亡政府加以承认。

流亡政府与波兰地下国家对苏联抱有太多的幻想,这尤其体现在其对苏的屡屡示好等事情上。流亡政府并没有意识到“风暴行动”的目的不可能达成,幻想对苏友好就可以换取承认,这是“风暴行动”失败的主因。也就是说,“风暴行动”伴随着其目的,自诞生以来就是注定要失败的。

“风暴行动”在军事上可以为苏联提供便利,波兰国家军的总体对苏态度也堪称友好,因此苏军并没有试图将“风暴行动”彻底扼杀。然而,苏军的友好从来都是仅限军事层面的,在军事上的合作结束之后,苏军便展开了对国家军的镇压。这也正是因为“风暴行动”的政治目的不可能被苏联所接收,再加上双方明显的实力差距,因此苏联才采取如此坚决地镇压了国家军,而不是采取谈判。

然而正如北京大学刘邦义教授针对华沙起义所指出的那样,苏联没有从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出发,其没有救援的举动是一种失策的举措。[22]虽然苏联对于“风暴行动”采取敌视态度出于苏联国家利益与立场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然而从反法西斯的大局出发,苏联此举明显并不适当。此外,在波兰方面已经对苏展现出充分的友好态度之后仍然对波兰起义军采取镇压行动,无论是于情还是于理都完全说不过去。可以说,在“风暴行动”中,苏联很明显没有考虑到反法西斯的大局,更没有考虑到波兰人本身的感受。

“风暴行动”的失败导致了波兰地下国家最终的解散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失势。苏联顺利在波兰国内建立了忠于苏联的政权,而流亡政府则在1945年被英美等国取消承认。“风暴行动”是流亡政府最后的孤注一掷,而其失败则代表着其在国内力量的彻底崩溃。

六、“风暴行动”总评

自1939年波兰沦陷之后,地下抵抗力量就开始蓬勃发展。虽然在发展中亲苏的人民军也有一定的规模,但是忠于流亡政府的国家军却明显是最大的抵抗力量。正是这种民意基础让流亡政府相信自己是波兰人民的代表,也正是这种民意基础推动了“风暴行动”的计划与最终施行。然而自始至终流亡政府都太过于理想主义,其高估了英美对其可能的援助,更是远远高估了苏联对自己可能的善意。虽然英美对该行动仍然做出了一定量的援助,苏联在华沙起义后期也提供了帮助,但是这一切都与波兰流亡政府与波兰地下国家所预期的差的太远。

如果一切都能够如波兰流亡政府所想一般发展,那么“风暴行动”的确可以取得成功。在流亡政府看来,其自身为英美等盟国出了足够的力,而在对苏方面其也释放了足够多的善意。既然如此,那么英美苏对波兰的解放提供便利,简直是再正当合理不过了。当然,我们并不能说这种想法有什么错误——于情于理考虑这种想法都并非异想天开。然而事实最终证明波兰流亡政府错了,英美出于现实利益将波兰出卖,并不愿意过多对风暴行动进行援助;苏联更是处于自身利益考虑对“风暴行动”总体采取了敌视态度,其大国沙文主义暴露无遗。理想主义最终导致了“风暴行动”的失败,这也是流亡政府的失败。

 

注释:

① 两者都为波兰地下抵抗力量。前者主要效忠波兰农民党,大部分成员为农民。后者为地下抵抗力量的警察部队,主要负责维持起义后占领地区的治安与军队纪律。

② 统计数字存在不同的差异,在其他一些统计数据中,国家军的人数高达50700人,而人民军则只有400人。人民军的两派主要分为一般的地下抵抗者和共产主义者,前者相比后者政治色彩要淡薄一些。波兰社会主义联军听命于波兰社会党,忠于波兰流亡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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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刘邦义. 试论1944年华沙起义[J]. 世界历史,1983,(03):65-72.

 

作者简介:

龚建伟,男,1998年生,汉族,河南南阳人,天津理工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波兰历史

周焱,男,1997年生,汉族,河南郑州人,河南大学2015级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政治意识形态

通讯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391号天津理工大学

邮编:300384

 

期刊名称:《理论观察》

 

 

2015级 蒋艳  期刊:20176月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追求与探索》

律己正身 从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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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号角已然吹响,新的长征正待启航。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该如何正确理解和认识十八届六中全会所传达的精神呢?

打铁还需自身硬。余秋雨曾说过“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成熟是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全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共产党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做出了新的期望。而在新的期望下,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一支有纪律、有担当、有作为、不让人民失望的优秀政党,关键在于自身的成熟,这个成熟首先体现在优良的党风上,而优良党风的形成又离不开全面从严治党。

“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过而潭不留影”。 共产党人要做到实心抵物欲,增强党的意识,时刻牢记自己第一身份是党员,要像竹子有“节气”,像清潭般淡然。不被现实的的歪风邪气所侵染,在势利纷华中能撑得起一叶扁舟;杜绝腐败,保持一腔正气,做到“非丝非竹而恬愉,不烟不茗而清芳”;向优秀清廉的共产党员学习,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在风斜雨急出,共产党人要立得住脚,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态度暧昧、不动摇基本政治立场、不被错误言论所左右。竹杖、芒鞋要好,一袭蓑衣也罢,共产党人要拥有“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气魄,有“独钓寒江雪”的政治坚持。

“耳中常有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共产党人要做到虚心迎义理,始终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党风,自觉接受党内外的批评、监督,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做到虚怀若谷,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而不应搞“一言堂”或“家长制”;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而不应借批评之名行互相吹捧,相互奉承之事;共产党人要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必须做到“三省吾身”,严于自我解剖,做到及时、认真整改发现的问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从谏如流、敢于直言。要明确,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为此,共产党人唯有听得进建议,敢于讲真话,才能切实改进党的领导、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真正地发挥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作用。

“浓不胜淡,俗不胜雅”。共产党人要始终“着淡妆,行雅事”。共产党人要做到“小处不欺隐,暗处不掺漏”。《菜根谭》一书中说“立业建功,事事要从实地着脚,若少慕声闻,便成伪果”。为此,共产党人要看淡个人名利,不向党伸手要职务、要名誉、要待遇,不做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行为;不搞个人依附关系,不利用个人职权或影响力为家属亲友谋求特殊照顾,不让家属亲友插手自己职权范围的工作和人事安排;不向党组织讨价还价、坚决拥护党组织的决定;不在群众面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不当官老爷、漠视群众疾苦,不欺压群众、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而要牢记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坚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切实为人民做实事,做好事。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在关键时期为党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的昌盛富强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为此,共产党人要全面深入贯彻全会精神,从高从严要求自己,不忘当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所做的承诺、所立的誓言。律己正身,从心而行,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感受着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我们大学生该如何肩负起新时代的使命呢?大学生也应该在学习和生活中严于律己,把握学习的机会,传承党的优秀传统,学习党的优秀品质,不辜负国家和父母的期望,不辜负大好的青春年华;不盲目从众,不随波逐流,哪怕前方议论声响,也能听得进建议,守得住自己,能在寂寞的时光给自己鼓掌,从心而往。哪怕远方磐石沧海,也要细品沿途的风光,也要有诗和远方的向往;最后,我们要拥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助力中国梦的实现,做新时代出色的大学生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只有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严于律己,从心而行,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我们党才能更加焕发生机与活力,盛世的凯歌才会越吹越嘹亮,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才会越走越宽敞!